2018年，某行业协会（化名）作为发包人，与华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化名，以下简称华信公司）签订施工合同，约定由华信公司承建某办公楼装修改造工程，合同价款 19,335,782.67元，采用固定单价。此后，华信公司将该工程转包给宏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化名，以下简称宏宇公司），宏宇公司实际以华信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

2019年4月，华信公司（劳务作业发包人）与中盛公司（劳务作业承包人）签订《劳务分包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分包内容为土建劳务，合同价款总额2,076,704.85元，为固定单价合同（拆除部分为固定总价）。冯某（化名）作为中盛公司委托代理人在合同上签字，并在签约前向宏宇公司交纳20万元劳务履约保证金。

冯某系挂靠中盛公司承揽该工程，双方签有内部承包协议，中盛公司收取管理费、税费后将工程款转付冯某。冯某班组施工中途退场后，张某（化名）同样挂靠中盛公司进场施工，与宏宇公司人员按"工种工日单价"结算，双方最终未签订书面合同，实际形成与劳务分包合同并存的第二个事实施工合同。

华信公司、宏宇公司主张，其累计付款 4,656,764.47元，而案涉合同结算总额仅1,380,890.08元，故请求中盛公司退还多付工程款 3,275,874.39元。中盛公司则主张实际收到 3,540,944.83元，其作为被挂靠单位，已将扣除管理费、税费后的款项全部转付冯某、张某，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华信公司、宏宇公司起诉中盛公司、冯某主张退还超付工程款，诉讼中，法院委托某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化名）对案涉工程量和造价进行鉴定。2025年7月28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24）京0102民初8594号民事判决，驳回对方全部诉讼请求。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一审虽驳回对方诉请，但对"挂靠"未予认定，对挂靠"知情"也未认定。这意味着中盛公司作为合同相对方的责任基础并未改变：一旦对方补充证据另行主张，中盛公司仍可能被追责；且合同有效、"承包人"的定性，与中盛公司实际仅收取管理费的被挂靠人身份并不相符。一审胜诉并非高枕无忧——这是我们在阅判后立即研判的"后续风险"。

基于此，我们代理中盛公司坚持提起上诉，请求确认案涉分包合同无效，原告对挂靠知情；对方亦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认定：冯某、张某分别挂靠中盛公司承揽工程，宏宇公司工作人员在施工过程中直接与二人沟通，对挂靠关系应属知情，案涉分包合同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2026年2月11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5）京02民终1613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判决主文虽为维持原判，裁判理由中的定性却已发生根本变化：挂靠关系成立、分包合同无效，中盛公司不再因"合同相对方"身份承担分包合同项下的承包人责任，对外责任基础被限缩至其收取管理费、税费的范围，后续风险大幅降低。

对方主张超付，其待证事实是"冯某施工部分对应造价低于已付款项"。但鉴定机构受托鉴定的是"中盛公司就案涉工程施工项目的工程量和工程造价"，将整个项目作为整体、把双方主张的施工内容全部纳入。问题随之而来：

• 案涉工程实际存在固定单价劳务分包合同与工日单价零工合同两个施工合同，计价标准完全不同；
• 张某班组施工内容与冯某班组高度交叉，双方均认可鉴定造价中混有张某施工内容；
• 在案证据无法将工程量按"部位＋班组"精确对应拆分。

法院据此认定：鉴定造价含有张某施工内容，具体施工内容根据在案证据已难以区分，难以认定冯某施工部分对应工程造价，不能确认对方已超付工程款。鉴定报告因此无法转化为对方主张的结算额证据——这就是"有了鉴定报告仍认定不了工程款"的直接原因。

鉴定意见中的推断性部分 1,507,949.12元，占鉴定总额一半以上，主要系双方争议的洽商增项（含洽商增项 959,896.18元、渣土清运 207,400元、轻钢龙骨隔墙340,652.94元）。对方否认洽商记录的效力，理由是洽商记录无四方确认、签认人员身份存疑，现场勘察又无法核实，鉴定机构遂将其列为"推断性部分"交由法院裁定，法院最终未作认定。

提示：洽商、签证等过程文件若缺少授权签认与约定确认程序，即使实际施工，也可能因举证不能而落空。